【东篱】蹭来的日子（散文）

蹭，字典的一种解释为“白占便宜，触之即走”，但现实的演绎却有所不同，其中有生存的艰辛，生活的无奈，人心的善良，我所经历的那些关于“蹭”的一些小事，仔细品味，无不流露着人性的美好。
　　

　　
一
　　
我小的时候算是懂事的孩子，早早就懂的分担了家里的负担。那年小升初的暑假，工委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已到手，我就急不可耐的让母亲给我借来盛冰棍儿的木箱子，去城里卖冰棍儿。
　　
冰棍儿是通俗叫法，那时候文雅一点的已经叫“冰砖”和“雪糕”了。那是1987年，价格最低的冰棍儿卖价5分，冰里面确实含着一根小竹棍儿；也出现了一些加奶油加色素调和的，卖一毛，两毛的，包着花纸，冰里面是一个小薄木片儿，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冰‘棍’儿”了。
　　
县城离家10里，每天起早进城。也没有固定摊位，属于“走商”。一顶草帽，一双拖鞋，一身短装，一辆破旧自行车驮着冰棍儿箱子，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卖货全靠吆喝。吆喝也不喊“冰棍儿”而是喊“大冰砖”“物探队的大冰砖”“大冰砖，一毛两个”“奶油雪糕，一毛，两毛的”！只有买冰棍儿的吆喝我才说，“卖冰棍儿的——过来”！
　　
开始时候啥也不懂，进来的冰棍儿直接放进冰棍儿箱子里，也没有上下棉被隔热，再加上第一天不太敢张嘴吆喝，导致冰棍儿还没到中午就全化了，没有冰，只剩下棍儿了。
　　
白居易在《卖炭翁》里说“心忧炭贱愿天寒”那时候卖冰棍儿的可是“心忧阴雨愿天热”。在那个冰箱远没有普及的年代，冰棍儿是解暑的终极利器。还有一句俗语“卖凉席的睡土炕”，卖冰棍儿的往往头顶烈日，身处火炉，披汗如雨却往往舍不得吃上一根清凉解渴的冰棍儿。
　　
后来慢慢摸索经验，也有了自己固定的路线。进了货骑车奔西关，开始推行叫卖，街道是东西走向的，要一条街，一条巷的来回串，由村北往村南推进。然后就是过了护城河走南关，前窑、后窑村，回北东关，一路下来卖的就差不多了。有时候也到灰窑厂和工地转转，要是东家发了慈悲，就能出很大一部分货。沿途有几个厂矿自来水池是我的免费补给站，可以摘下草帽，痛痛快快地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冲个凉，然后把脚也伸过去降降温，再痛痛快快嘴对嘴喝个水饱。哪里有厕所，哪家狗乱咬人也一清二楚。任何事情都有客观规律，卖冰棍儿也一样，这脚步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太快可能客人刚刚心痒还没出门，听得叫卖声已远，就打消了念头；太慢又失去了效率。
　　
最主要还是回头客。南关有个小女孩每次听到我的声音，必定拉她妈妈出来买上一根两毛的雪糕，她的妈妈也跟我熟了，她有一次略带惋惜的问我，为什么这么小就出来卖冰棍儿？不上学了吗？当她得知我考上工委中学，勤工俭学后，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南关人多是菜农，每次我过来她还是照例给孩子买一根最贵的奶油雪糕，只是时常给我带上一根井拔凉水泡的黄瓜或者一个火红的西红柿。我走过那条街的时候，心思不仅仅是卖她一根奶油雪糕，赚一毛钱，也惦记蹭人家的那个凉飕飕的黄瓜或者西红柿。这件小事儿让我无比感动，几十年过去了，想必那当年的少妇也变成了白发老妪，那个吃我冰棍儿的小女孩早已是为人母亲的中年妇人，相逢肯定不相识了，但藏在心底的凉，给当年那些火热的天气降了些许温度，多年后，变成了我心底的暖！
　　
我不知道这果蔬算不算蹭，因为我没有给人家卖的便宜些，至多是一声谢谢，触之及走。
　　
离家10里是不可能回家吃饭的，更不可能休息。开始，中午一般就着凉水吃几个包子就对付了，中午的时间太珍贵了。还好我的三姑就在南关村，碰上了几次，她都是抻着拽着我回家吃饭。说是亲三姑，但嫁出去的早，我小时候也很少接触，除了过年三姑来看望爷爷奶奶，平时很少见面，还是有些生分。再加上我平时父母的教育也是不占别人便宜，所以没有主动去三姑家。没想到三姑是这样热心的人，三姑父是木匠，也是憨厚的人。每次蹭完饭，他们两口子总是说，明天中午还来啊，别让我们惦记，要不三姑三姑父就不高兴了。我连声诺诺，心里高兴，能坐在炕沿上吃一口热乎饭，比路边买了包子塞两口强多了。
　　
我偶尔会把快化掉的的冰棍儿带给表弟、表妹吃。后来大约有近一半的中午饭在三姑家蹭的，现在每年过年拜年到三姑家都要提起这个往事，表弟，表妹也对我尤其亲切，那几根快化掉的冰棍儿功不可没。
　　
我家床底下到现在还有一个装满硬币的铁盒，一部分是那个时候攒下的，作为历史的见证。
　　

　　
二
　　
在唐山上大学那会儿，几乎每周都回家，来回的车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我们这些穷学生大都采取了“蹭票”模式。
　　
那时候汽车票分为月票和分段计费模式，其实票价就几毛钱。唐山到滦县虽然只有100多里，确有很多趟列车可以选择，票价也就少则几元，多则十几元。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是毛毛雨。可在当时观念就是能省就省，能“蹭”就“蹭”。公交售票员查票来了，假装掏兜，翻书包往外找月票，嘴里还要小声嘀咕，咦，放哪了？一般售票员可能工作也是马马虎虎，也可能是不愿意跟我们纠结，挪开步子去查下一个，这就算躲过去了。碰到有些认真地只能说月票忘带了，乖乖买票。
　　
那时候的唐山站现在叫唐山南站，是客货两用车站，从货运站绕行几百米就能躲过检票口。同理，滦县站也有一条这样的胡同可以绕行到站台。在火车上查票不算常态，一般都可以安全到站。若是碰到查票，我的一位石家庄上学的同学告诉我一个屡试不爽的方法，那就是拿着茶杯迎着列车员走过去，给人已刚打完水，要回另一节车厢的错觉，当然神色表情要做到位，万一漏了马脚就只能乖乖补票了。
　　
我那位石家庄的同学是“蹭票”高手，他后来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身蓝色的铁路工服，再提上一个塑料编织袋篮子，放上油渍麻花的锤子，钳子做样子，假装铁路工人，蹭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上学期间，靠着“蹭票”他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游历了很多名胜古迹，当然景区他也是靠各种“蹭”进去的。他总说，火车多他一个，少他一个不都得跑吗？啥叫景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者老祖宗留下的，凭什么他们围上墙就收钱？他还有更绝的，是“蹭吃”。他说，东北人一般很仗义，上了火车爱三一群两一伙的打牌磨蹭时间，要是打牌缺人搭讪一下可以入个伙，人多可以帮着指点出出主意。那时候大都是带吃喝上火车，到了饭点儿时候人家一般都出于礼貌谦让一下，我的这位同学就假意“恭敬不如从命”的开启了“蹭饭”模式。
　　

　　
三
　　
我第一次带了行李只身来北京找工作也是“蹭票”来的。被查到，说了句“下岗工人，没钱买票”，列车员稍稍愣了一下，竟没再为难我，也没让我补票。这大概是我记得的最后一次“蹭票”。但留在偌大的北京，“蹭”的机会就更多了。
　　
出门在外最重要的就是“衣食住行”。其他的还算勉强支应，刚到北京最紧要的是住。
　　
我是奔着我的同学来北京的，他们一个在高梁桥斜街春玲饺子馆当大堂经理，一个在一站地外的北京交通大学。当大堂经理的同学姓贾，也是下岗再就业，比我早出来两年。他和服务员当时都挤在饭店的阁楼通铺上，我来了，他请示老板后安顿我挤在他身边。当时已是初夏季节，但是饭店的热气往上蒸，加上人多，阁楼低矮，直不起腰，也觉得异常闷热。还有臭脚丫子味，油烟味，汗卤味，墙角啤酒瓶子里面几天不倒的骚尿味，混合在一起，环境可想而知。都说，“要的饭不嫌酸”，“蹭住”的当然更不能嫌脏了。有时到交大任姓同学那里，他当时已经从学校毕业，只是在学校和别人调换还有一张床铺。我两个只能挤在一张床上，一颠一倒着睡。好在我的同学都不曾嫌弃我成为累赘，也曾让我“蹭饭”填饱肚皮。他们都是我一辈子的恩人。
　　
后来机缘巧合，做起了业务。做业务就需要满北京城的跑，办个月票，除了8字头的空调车，就可以畅行无阻了，出行就解决了。最难解决的是饮用水，尤其是在炎炎的夏日。
　　
别看是区区不到一元一瓶的矿泉水，那时也舍不得总是花钱去买的。当时公司有饮水机，出门前可以先灌上一瓶，甚至提前一天可以在冰箱冻上一瓶冰水，就能解决一时的饮水问题。中午饭我一般都在外面吃面条，倒不是多喜欢吃面，那汤汤水水不但可以顶一阵子饥，还能耐很久的渴。那时候经常大家在一起交流经验，后来找到了最高效的补给站，那就是无处不在的银行。银行都给顾客备有饮水机，我们推门而入，直接灌上，先喝个痛快，出门前再灌满。要是银行工作人员太热情，会笑脸相迎，“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我们只能敷衍说取钱，然后就得到一个排队的号。那时候银行业务还没有网上办理一说，往往人满为患，大多排号要很久。喝完水，假装看看表，等不及，就“骂骂咧咧”拂袖出门去！
　　
在我开“小面”和“大面”的那些年，基本还保留着用若干瓶子装矿泉水放在车上的习惯。
　　
我和几位同事喜欢去麦当劳里面歇脚，冬避严寒，“蹭暖气”夏避酷暑，“蹭空调”最主要的是那里没人往外撵。偶尔要上一杯可乐待上半天。汉堡、炸鸡一般不会点，那时候这个消费对我们来说，多少还算有点奢侈。这么多年物价面条从三、两块钱涨到二十多元，翻了不知道多少倍，可麦当劳始终如一，价格基本没变。记得我那时候和同学打电话说，来北京联系我，请你吃麦当劳。可见麦当劳当时的社会地位。麦当劳卫生间还供应厕纸，这在当时算是首创。我和我的同事“方便”之余，还会“蹭”一些卫生纸回来。
　　
大多数中午略加休息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街边阴凉处，找一躺椅，抱紧手里的包，闭眼小憩一会儿。当年我的根据地在车公庄，百万庄一带，这里是我的福地。我的第一个客户是在这里发掘出来的，交了几个知心的朋友也在这里。
　　
我有一位任姓客户，当年在百万庄一个出版社旗下的印制部任负责人，长我五六岁，当时聊得很投机，也成为了我的一个铁杆客户。只要我到了这附近，就经常去他那里“蹭蹭空调”“蹭蹭沙发”休息一下。到现在他那部门早就裁撤了，他也调到了别的部门，生意没有了，但我们还一直有联系。他也一直关注我在江山文学的网文，每年我们都要聚上一聚！
　　

　　
四
　　
在北京这么多年“蹭”的最多的当然是饭，尤其是自己开了公司以后。当年还是没有快递，网银的年代，除了送货、卸货，发票、支票都需要亲自送过去，每天就显得忙忙碌碌。不管是我去客户那里，还是上游客户来我这里，都免不了见面寒暄，留下吃饭，有时候是简简单单在食堂解决，有时候呼朋唤友在觥筹交错饭局上切磋，不是“蹭”就是“被蹭”。那些年也年轻，牙好，胃口更好，小时候吃红薯，吃玉米留下的亏空，都统统补了回来。但一定是补的太过了，后来检查说我得了“三高”。我拍着隆起的肚子，开玩笑地对外说，我岂止“三高”？我是“四高”，我媳妇儿还姓高呢！
　　
这些年随着北京纾解非首都功能企业，我的很多客户都外迁了，形成了大北京的概念。虽然距离远了，但快递，网银的普及，却使生活生产变得更方便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的生活、工作也开始做减法，不必要的饭局开始能推就推，酒也少饮，饮料一概不碰，年轻时不太喜欢的茶倒是天天不离手了。“蹭”与“被蹭”的日子少了很多。平时更不会计较一瓶水，一张车票了的得失了。
　　
“蹭”也是一种日子，源于当时有限的生活条件，为了最低限度的活下去，它似乎不能简单定义为“极度抠门”，也不能随意和“小算计”画等号。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感恩，感恩遇见，想对被“蹭”的人们说声“谢谢”。如今，许多城市的沿街餐厅，不营业时也开放，为行人免费提供休息、纳凉场所，很多写字楼、商厦开放洗手间，给行人提供旅途方便等等，将“蹭”变成了“分享”。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全面改善，精神文明程度也大幅提高，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