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箩筐】父亲的眼泪（散文）

一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父亲流过眼泪。可在2010年夏天父亲生病住院时，我一边陪伺父亲输液，一边和父亲聊天。父亲和我讲了他过去的许多事情，讲着讲着，我突然发现了父亲的眼里滚落下来一滴滴晶莹的泪水。
　　
我赶忙掏出手绢给父亲擦了擦流出的泪水，轻声问父亲：“爹，你怎么了？”父亲看看我，苦涩地笑笑说：“我没事，是我想起了年轻时的一些往事，心里难免有些悲伤。”父亲一边说，一边伸出那只没有扎吊针的手，拉住我的手说：“儿呀，从今年起，我不知道是怎么了，老感到我将不久于人世。我倒是不怕死，我活了92了，早该死了，活到我这个份上，与国家与家庭都没用。现在我给你交代一件事，家里的抽屉里放着我写好的一封遗书，在我死后，你拿出来看看，那上面写着我死后的处理。”听父亲这么说，我的眼里不知怎么着，眼泪不由得也滚落下来。我忙说；“爹，你千万别说这样的话，你活着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最大福气。”父亲摇摇头：“唉！一个没用的人，活这么大，只会拖累你们。”
　　
父亲去世后，我打开抽屉，见里面的一个信封里果然有父亲写好的遗书。我取出来仔细一看看，其中有一段话震撼了我：“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受党教育多年，我死后，你们要响应党的号召，按照国家规定，一定要把我火葬了……”看完父亲的遗书，我泪如泉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高远的情怀，我真的为父亲的行为感到骄傲！
　　

　　
二
　　
1918年的深秋，父亲出生在享有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县城东一个很有特色的山村里。村子的前面有一条河，在河水流过的地方矗立着类似车轮一样的大轮子。小的时候，我跟随父亲回老家，看到那个大轮子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父亲告诉我，那个大轮子一样的东西是用来助力磨面的。你看那轮子上面有木制的叶片，河里的水冲刷在叶片上面，轮子就转了起来，这样就带动了磨盘的转动，村里人磨的面就是靠这台水磨加工而成的。听父亲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了那个大轮子一样的东西叫水磨。
　　
水磨是一个特色，另一个特色是村子沿着那条河一拉溜地展开，象蛇一样爬在沿河北岸的山坡上。村里没有太大规模的建筑，最有气派的建筑就是父亲家的那所院落了。父亲家的那所院落是里外二进院，外院一律是瓦房，进里院的时候，要上一个很高的台阶，台阶上面矗立着一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里院，便全是窑洞房了。那些窑洞不是简单的土窑洞，而是用青砖砌起来的。在那个时候，一户人家能有这样一处院落足以说明这户人家家境过得还不错。
　　
父亲的家庭可以说是买卖人，也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在那个时候，算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的爷爷辈是做买卖的，到了我爷爷这辈就不做买卖了，我的爷爷是一位教书先生，同时又是一位老中医。爷爷是靠教书和给人看病来养活儿女们的。父亲有兄妹四人，父亲继承了爷爷的意愿，读书学了中医，而我的叔叔却跟随了父亲的爷爷学了做买卖。听父亲说，他小时候，我爷爷是想让父亲好好读，把他的中医技术传给父亲。可父亲虽然也跟着爷爷背了几天汤头和药性，但最终没有学成中医。父亲高小毕业后，在家帮着务了一段时间的农，就赶上日本人打进中国，平遥县的抗日政府搬迁到离父亲的家乡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在那个时候，高小文化就是很了不起的文化人，父亲深知国家的灾难，也正赶上抗日政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父亲就背着爷爷参加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
　　
父亲有文化，被抗日政府安排到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兼校长。一直到1941年，父亲又被安排回到村里担任了村干部、文教主任、村农会主席。听父亲说，他在一次参加完区上组织的会议后，在回村的路上，碰到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叫嚷着要抓他，端着枪不停地向他射击。子弹在父亲的身边不住地飞过，父亲拼命地往前奔跑着。眼看着日本鬼子就要追上他，他左右一看，看到左边不远处有一条深沟。父亲不顾一切跑到沟边，想也没想这条沟有多深，就跳了下去。日本鬼子追到沟边，看了看足有三丈多深的沟，他们胡乱地放了一会枪就走了。父亲摔伤了，浑身疼得不能动，就这样，他在沟里躺了十几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上午，有个放羊的老汉才在沟底发现了他，救他回去。当时如果没有放羊老汉发现了他，恐怕他早已不在人世了。父亲说他那回是第一次经历了死亡，惊心动魄。
　　

　　
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到了区政府当了一名粮食仓库的会计，后来又调到县政治部当了生产员。1948年平遥即将解放的前夕，父亲回家探望爷爷奶奶，村里的汉奸看到父亲回来了，就去告密，父亲被阎匪抓进监狱。父亲在监狱里经受了阎匪的严刑拷打，忍受了人世间的种种痛苦。父亲说，阎匪每天只给他们发放一斤高粱，监狱里有一台小石磨，他们将高粱用这台小石磨磨成面粉，做成糊状食用。没有自由，营养又跟不上，父亲病倒了。父亲得了伤寒病，那时人们又叫“打摆子”。父亲只感到浑身发冷打颤，发高烧，不吃不喝。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平遥县城，父亲才被救了出来。父亲说他那回是第二次经历了死亡，要是平遥迟解放几天，他可能就死在监狱里了。
　　
父亲出狱后，经过多方面救治，以他坚强的意志终于挺过来了。身体刚刚康复，父亲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中。父亲先在平遥县贸易公司当了一名业务员，那个时候，搞业务的外出采购货物，还不能实行汇款。父亲每次外出进行业务交易，把一捆捆的钱装在麻袋里。我问过父亲，你带那么多的钱，就不怕路上有个闪失？父亲笑笑说没事的，我把钱装在麻袋里，为的就是要避开人们的耳目，谁能知道麻袋里装着那么多钱呢？父亲做事胆大心细，我自愧不如。
　　
父亲在贸易公司工作了近一年，由于出色的工作业绩，1949年8月，父亲调到了粮食公司，担任了资料组长，后又被提拔到了汾阳县粮食公司担任了计划科副科长。刚解放的那几年，父亲一直在基层县工作，1952年，父亲才被组织上调到了榆次专署企业公司任命为劳组科副科长。时间不长，父亲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化，由企业公司调到了专署工业局劳组科。父亲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再加上父亲有点文化，父亲在业余时间，经常给报社写点小稿子。父亲的文采，得到了报社的认可，被山西日报社特聘为通讯员。可能是父亲撰写文章多的原因，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受了有文化的害。
　　
1957年的反右，是给每个单位下任务指标的。当时的专署工业局为了完成任务，把父亲错划为“右派”。父亲被组织上给了行政降三级的处分，级别一下子由二十级降到了二十三级。父亲心中有气，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组织上会给他这样的处分呢？这个右派究竟是犯了什么错误？他的那些言论属于右派言论呢？他给组织上写过信，申诉过他的问题，可一封封的申诉信，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父亲心里虽然有气，可气归气，工作仍然像过去一样，丝毫不马虎。
　　
由于心里不痛快，在一次去省城开会的途中，父亲突然吐起了血。父亲说，他那次吐血，简直不敢想象，那血就像喷泉一样地从口中往出喷。也幸亏是在省城开会，父亲立马被送到了山大医院。可事不凑巧，医院没有床位！父亲又一次面临生命垂危。当时和父亲一道参加会的领导一时着急又生气，对医生说：我是局长，你们必须给我们的人想办法救治！医生一看局长的态度，扭头让护士安排病房去了。父亲说，当时医院确实没床位，后来还是腾出了一间办公室才让他住下的。父亲经过医院的一系列检查，是患了空洞性肺结核。要没有局领导对医生发脾气，要没有医生为父亲及时腾出一间病房，父亲的生命也许就终结了。父亲说他那回是经历的第三次死亡。
　　
父亲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回到了家。肺结核这种病，恢复是需要高营养的。可在当时，那有什么高营养的食物？父亲的恢复期，正赶上了国家困难的那些年。父亲说，没有营养的补品，父亲就买吃胡萝卜，他说他也记不清吃了几麻袋胡萝卜，肺结核终于彻底钙化了。说真的，在那几年，能吃上胡萝卜是很不错的了。我们全家省吃俭用，为父亲的身体，我们全家都在尽着力。
　　
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记得去很远的河滩挖蒲草根，回来后，把蒲草根晒干粉碎，掺上玉米面蒸窝窝头吃。吃了这样的食物，肠干燥得拉不下来。春天来了，我爬到郊外的榆树柳树上捋过树芽，拿回来，母亲用清水洗净，放在锅里煮了当菜吃。为补贴家里的生活，我跟着父亲利用节假日去郊外割草，然后把草卖牛给奶厂。有一次我在割草时，突然发现了草从里有一窝野鸡蛋。我数了数，总共有六个。我一看心里立刻就激动起来。我想：父亲正需要营养，这野鸡蛋拿回去给父亲吃。我悄悄地把野鸡蛋装在身上，拿回了家给了母亲。可在这时，父亲看见了，严厉地对我说：明天你把鸡蛋从哪拿的送到哪里去！
　　
我有点委屈地问：为什么？爹，你的身体不好，吃上鸡蛋，你会很快好起来的。
　　
父亲一把拉过我，抚摩着我的头说：唉！孩子，爹错怪你了。可你不知道，你拿了野鸡下的蛋，就说明你把野鸡的孩子给拿走了，它们的妈妈知道后会十分伤心难过的。我听父亲这么一说，心里也不好受起来。果然在我第二天把野鸡蛋送回原处时，听到了野鸡咕咕的声音。野鸡的爸爸妈妈在呼唤它们的孩子。父亲用他仁慈的心，又一次教育了我，使我深深地懂得了父母博大的爱。
　　

　　
三
　　
后来，我上学了。第一天上学是父亲送我去的。那天，天气十分的晴朗，父亲领着我来到了学校，当我们刚跨进学校的大门，就听到有人在说，老右派领着小右派上学来了。我一听，非常气愤地瞪了说话的那个孩子一眼。父亲拉了我一下说：别理他，我们走。那天要没有父亲在场，我真想上去给那个孩子一顿拳头！我从第一天上学起，就背上了小右派的黑锅。因此，我连个红领巾也带不上。一直到了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成立了许多造反队，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造反队都不要我。社会上搞开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学校也停课了。在学校停课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消失了。我问母亲：我爹去哪了？母亲痛苦地摇摇头，不肯告诉我。直到有一天造反派来我家，在我家的窗户下贴了许多大字报，我才明白父亲被造反派给抓走，送到一个叫小卫东的厂里改造去了。
　　
知道了父亲的去处，我跑到小卫东厂去看望父亲。那天我去得早，早上八点就来到了小卫东的厂门前。我顺着厂门往里一看，看到父亲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写有“大右派”字样的牌子，站在毛主席像前低着头。我怔怔地看着父亲，父亲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直到工人们全都进了厂，父亲才摘下了牌子，拿起了扫把清理卫生。我想和父亲近距离说说话，可门卫不肯放我进去。我含着眼泪，默默地注视着父亲，直到看不见父亲的身影我才离开。
　　
文革刚开始，父亲先是在小卫东厂接受改造，时间不久，就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那时候叫学习班）。父亲在“牛棚”里一关就是一年多，我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要给父亲送换洗的衣服，顺便带点干粮过去。每次我送东西，造反派都不让我进去见父亲，而且还把送的东西打开认真检查一番。我趁他们检查时，伸长脖子往里探望。我想或许能看到父亲，可每次探望，我总是非常失望。我看不到父亲，却看到了满院墙上贴着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和丑化父亲的漫画。看到这些，我心里感到很气愤。父亲是你们所说的人吗？父亲的形象是你们画的那样丑陋吗？不是。我相信父亲的清白，是造反派们颠倒了黑白！
　　
父亲终于离开了那个被称为“牛棚”的招待所。那些造反派们整不出父亲的罪行，最后把父亲下放到离城很远的小山村接受改造。父亲回家整理行李的时候，我问过父亲：爹，他们那样整你，你能承受住吗？父亲笑笑说：承受不住也得承受，这叫运动。我又问：爹，那他们让你交代什么问题？父亲说：无非是过去在平遥住过监狱的一些情况。他们想无中生有把我搞成什么叛徒，可爹没有，没有的事爹是编造不出来的。我说：他们白天黑夜批判你，我真担心你的身体。父亲亲切地拍了一下我的头：爹没事，爹已经经受过三次死亡了，他们批他们的，爹该吃，该睡睡，你看爹的身体，不是很好吗？父亲说的也是，他三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那种毅力我是望尘莫及的。父亲宽阔的胸怀和顽强的生命力使他的心态变得从容不迫，在他认为，再大的困难，还能比死亡更大吗？
　　
父亲下放到农村的那年，我刚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榆次的初中还没有恢复，我闲在家里无事可做。父亲去了农村，家里就靠母亲的那点工资来养家糊口。我看到母亲的日子过的十分艰难，很想替母亲分担点忧愁。可做什么呢？在一次父亲回家的时候，我问父亲：爹，我都这么大了，总不能每天闲着，你给我找个活儿吧。父亲犹豫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还小，能干点什么呢？工厂里是不许招收童工的。我说我个儿长的大，我有力气。那次，父亲没理我走了，我很失望，我埋怨着父亲，你能给我哥我姐找下工作，为什么不能给我找个工作呢？